旧时王谢 第49（3 / 4）

魏三祖，指的是曹操、曹丕、曹叡三人。

王琅第一次在宗学里听到这种说法时十分诧异，旁敲侧击打听了一番，才知道在晋人的主流看法中，魏文帝曹丕的文学成就相对较高，能论入中品，曹操、曹叡次之，并在下品，谈论起来常常将三人共提。至于后世与父兄同列三曹的陈思王曹植独占一档，受到晋人特别推崇，列入上品、仙品。谢灵运所谓“天下才共一石，曹子建独得八斗”的看法并非标新立异，而是两晋南朝的公论。

荀家作为曹魏旧臣，藏有曹魏乐府诗集并不奇怪，然而曹操这首《对酒》在晋代算不上名篇，流传度远不如他直抒胸臆的《短歌行》，王琅本人也仅仅是因为过目不忘才记得全诗。问荀羡是否知道歌辞为何人所作，更多是看他的思维是否敏捷——什么人能在对酒时吟唱起王道治世泽被苍生？要么是臣子献给晋武帝奉承太康之治，如《晋世宁舞》辞；要么是执政者自己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，范围不广，赌一把即可。

荀羡能说出诗的内容，并断言魏乐府中《对酒》仅此一首，证明他对这首流传不广的乐府诗有特殊关注。

毕竟是荀彧的后人，对那段曾经风云际会倾心信任，最终惨淡收场的结局不耿耿于怀是不可能的……

王琅的思路飘忽了一瞬，便听少年问道：“阿姊让人查那名乐伎，是那户人家并非侨族？”

这倒被他猜对了。

王琅点点头：“他家是魏氏旁支，养了不少海船，孙吴之际最远去过夷洲，北上辽东也有海路可通。伎人难得渡江，或许有些来历，若不是，无非白跑一趟，不费什么功夫。”

北方变数太多，王琅目前以收集情报为主，不愿与人多谈，于是两人又说回曹操。

在《对酒》中，曹操以简明扼要的笔墨描绘了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——对于统治层，君王要贤明，佐臣要忠良；诸侯官吏都能爱护百姓，提拔干练明理之人，贬黜昏庸不力之人，依情节轻重处罚罪犯。对于普通百姓，应当不被官吏上门催扰，人人礼让，不陷入诉讼纠纷；耕种所得足以抵御灾年，年老力衰时能够休息。最终，整个社会达到路不拾遗，罪恶消失，人人得以寿终正寝，甚至惠及草木昆虫的大同境界。[2]

按荀羡的理解，曹操格局恢弘开阔，试图将恩惠推及到黎民百姓，这是他凝聚佐臣，奠定霸业的基石。

如何培养君王、诸侯、官吏的贤明仁爱之心，曹操避而不谈，因为这些在瞬息万变的乱世没有空暇去培养。而严刑峻法，赏罚分明这些法家看重的举措能培养出执行力强的官吏，实现他的规划。

君臣严格的尊卑界限，自私自利的人性，曹操也避而不谈，反而拾起墨家“兼爱”、“尚同”的理论，强调要一视同仁，不能根据自己的亲疏远近分配，实现更大范围的公平。

正因为他试图维护广大黎民的利益，他才能得到最多人的支持，击败家世、声望远胜于自己的对手，统一北方。

按荀子“王者富民，霸者富士，仅存之国富大夫”的标准，尽管他的施政方针靠近法家、墨家，却在诸侯中于实质上最接近王治。

王琅轻飘飘抛出一个质疑：“若以民富论，魏武治下百姓远不如刘景升。”

这让少年瞬间暴露了自己的真正论点：“一隅之民，如何与中原抗衡？益州可谓民殷国富，兼有天险，然则何足道哉？”

王琅心头微动，又听了一会儿，发现他说着益州，实际还是含沙射影在说扬州，对益州与江左的真正差异并无意识，也对曹丕“天限南北”的洞见充满轻蔑，认为孙吴政权以江左之地维持五十余年统治是历史上的异数，一旦北方决出霸主，压服江左只是代价问题。

荀羡的这番谈兴持续到了与谢安会合之后。

抗拒天子赐婚毕竟是件风险极高的麻烦事，他可以理直气壮求助王琅，对被牵连进来的谢安却有些心虚。然而谢安听说以后神色不改，只是温和含笑地对王琅预言“看来过两日要陪琳琅去建康拜访会稽王”，说话时甚至还在悠悠然摇着他的白羽扇，这让荀羡对他秋天摇扇的腹诽变成了谢安石确有名士风度的感慨，高高筑起的防备悄然瓦解。

因此，当谢安问起为何司南、司北都不在王琅身边，王琅简述途中经历之后，话题很自然延续下去。

概括荀羡的论点，大体是对“王者富民，霸者富士”的扩展，认为中原是汉人根基，必须趁北方平定之前进行北伐，还都洛阳。

根据汉末三国的经验，荆州、益州、江左的势家大族大多是偏安派与投降派，自私自利，目光短浅，被这些士族绑架的政权普遍只有几年或十几年寿命，最长的孙吴也不过五十年，绝不能被一时安逸迷惑。

王琅听着听着忍不住看向谢安，有他不着痕迹引导，荀羡的观点比之前激进多了，部分不太成熟的想法也说了出来，真是个非常可怕的人。应该放任他继续诱导荀羡暴露内心未经掩饰的想法，还是让那部分保持混沌，等待潜移默化的改变呢？

王琅正在权衡，冷不丁听谢安问：“魏武非意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