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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耻之徒_43(2 / 3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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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当然没有真正地改变了是非观。你也当然知道什么是善,什么是恶,你辨得清黑白,但你没有做什么。你看见你的同行,他们有人跪着生,有人站着死,你如何选择?你不是青春期的少年,你心里从来就有选择。

但你是聪明人,你有办法,你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积累,积累资本和话语权。等你有了资本,有了话语权,你可以将一切推翻,可以体面地站着生活,你可以对抗那些你曾无法对抗的黑暗,帮助那些你曾无数次想帮助,却无法动手实施的人和事。

所以你需要时间,需要等待,所以你正在作的一切恶都有了可以归责的源头,于是你才可以不用活在良心的拷问下,不为道德的审判而感到忧心忡忡。

然后事情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。你开始喜欢别人骂你,用道德来审判你,因为只有你心里知道:那个远大的目标,这个积累的过程。你甚至有种忍辱负重的快感,当你面对不实的道德指控时。

但你从来都没有行动过,而那个积累的期限也似乎遥遥无期。

我到札幌的时候已经快近冬天,出去转一圈回来,眼里都是晃晃的白色。天黑得很早,月亮半隐半现。天边似乎有城市灯火映出的紫色云彩,但又或许只是错觉。

我住的地方恰在景区,于是晚上便去泡了泡温泉。在池子里遇到一个老人,据说是旅美回来的艺术家,那日游客并不很多,池中只我与他。老人主动与我交谈,而我因二十多天没说过话,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,连中文都说不出,嘴里只能蹦出咿咿呀呀地无意义的单声,像极了一个聋哑人。

他也认为我确实就是,向我道歉,并打起了简单的手语。我又羞又愧,恨不能找地缝钻了,好缓解此刻之糗,好在功能只是丧失,过了几分钟,我已能磕磕巴巴地说起英文来。泡完温泉,他又邀我去他屋里喝酒。温泉中短暂的聊天是我整个旅行当中的唯一一次交流,我便觉得似乎洗去了很多东西。本是背了太多东西,才出来旅行,谁知真的就在这一路上不停地丢弃,整个人都清朗、通达起来。便应了邀,也是想彻底卸下所有包袱,彻底地清净开去。

酒是本地烧酒,度数不高,入口也不刺激,日本人不劝酒,全凭酒兴,多也可少也可,你若不喝,他自酌也得其乐。那是头一回,酒精入口,我竟有了“细品”的体验。这在过去近十年的酒桌上,都是不曾有过的。

结果度数不高的日本酒让我大醉一场,话也多了起来,动作也不受控制,灯光在和式拉门上淡淡投出我手舞足蹈的身影。我跟他说了很多,我的工作,现状,生活,其中大部分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对人说出的、近乎死守的秘密,即使是在酩酊大醉之后。

我对他怀有的并不是天然的信任感,而是这个场合,这个氛围,让我无所顾忌。到后来我甚至喜极而泣,一为找到了旅行的意义,一为可以讲真话之快。

他问我:“贾桑,你说的话我不是很懂,你是说自己想做个好人,想做好事吗?”

我说:“对,我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善的,这不是诡辩,我不需要向你诡辩,因为你也不认识我,没那个必要。”

他点点头,抿了一口酒:“但我曾经听一个中国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,光有态度不行动的人都很可疑。”

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,我就醉得不醒人事了,但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很满足的,因此第二日便收拾了行李回国。这个旅程的终点就画在了那句话上。

三十岁。是的,我想我该行动了。

那是2002年的十一月,十六大在京召开,领导人正式更迭,三个代表被记入党纲,一切宏微观上的变化都是如此的平缓,倏然不惊。

我到石城的时候已接近晚上,细雨落在机场大巴的窗户上,敲在我动荡不安的心里。我忽而兴奋,忽而忐忑,跌宕中意识到,这便是人生的转折,一切的转机,我终于要向自己交出一份尚可的答卷。

这样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我打开家门,放下行李,然后看见浴缸边上垂下的白皙手腕,和滴滴答答敲响地面的鲜热液体。

那时候我有个男友,叫海东青,出发去冲绳前夜我正式与他分手,他虽哭闹且以自杀相逼,我亦毫无动摇。然而当我理清了生命复杂混乱的主线之后,他却用他的生命终结来威胁我,-强-奸我,使我积攒起来的所有信念在那个微妙的点上彻底破碎瓦解,一刹那我终于崩溃,价值观不知该往那个基盘上堆砌,我突然不能认识自己,不能认识这世上的一切。

本有一盏灯可以点亮。

我渐渐熟悉了这种黑暗,身边是风声,呼啸着,鞭笞着。我一生从未真正行动过,过去不曾有,将来也不会有。全身而退是我最后的答卷。我想我不是可疑的,是确凿的。我只求全身而退,又不免蠢蠢欲动,我总被这样的心绪折损着,研磨着。

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走着,渴望听到车辆的声音,或是人声,但这一切都是徒劳,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走了相反的路,往越来越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了。更可恶的是,或许那个绑架我的人此刻就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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